中国托派:历史尘烟中的声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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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尽量阅读能找到的托派资料,实话说,一部中国托派史在我的脑际中还是乱麻一团。这一是由于中国托派派系众多(一种主义之下有四个派别,我用“众多”来形容也不为过)、分分合合、宗派情绪相当严重;二是中国托派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而轻忽了实践的应对,而且各家的主张往往又变动不居。因而,要去理清中国托派本身及其与中共的关系确非易事。

在郑超麟的回忆录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大革命失败后,有一天,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请托派高语罕去谈话。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托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但提出的是“国民会议”的口号;中共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但又打出了建立苏维埃的招牌,认为两方面互相矛盾。邓演达的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组织苏维埃;若果是资产阶级性质,就应当要求召开国民会议。郑超麟在回忆中说,其实只要明白战略与策略的区别,就不难明了这一矛盾。言外之意是中国托派所谓“国民会议”的口号仅是一时的策略而已。撇开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对中共和中国托派的影响不谈,撇开中国托派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这些方面比中共持更正确的见解不谈,中国托派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宜之计,其时却没有认识到中共建立苏维埃更为实际和深远的策略性选择以及那时还没有更多的显山露水的的深谋远虑。

应当说,当时托派指责中共有无产阶级领导之名而行资产阶级之实(指当时红军的农民性质),理论上是符合实际的。但这正如王凡西后来才总结的,中共要以武力对抗,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的确,这是一着险棋,无论后来所总结的军事上或政治路线上的左倾,若不是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当时国共军事力量强烈悬殊的巨大对比,革命的火种能否保存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张国焘曾有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我的回忆》,第二册,P489)实事求是地看,这个判断是切合实际的,托派攻击当时的中共路线在理论上确也站得住脚。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当年上井冈山绝非偶然,郑超麟有这样一段话评价当年曾与他一起共过事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上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他是党内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动的”。托派在中国合法吗(《郑超麟回忆录》,P228)的确,读一读从二十年代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到四十年代一系列农村调查报告,那种精细的数据统计,缜密的理论分析,是可以让任何一个社会学家折服的。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刻体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出色把握,绝非一朝一夕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前后一致的思想脉络。应当说,摆脱理论上的论争,切切实实建立武装的确可以说是中国革命一个崭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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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助理人员、“前七篇”、“二十五条”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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