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托派”: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的罪名

您好!在阅读党史书籍时,我常看到“托派”一词,而且发现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及刘仁静等与“中国托派”有某种关系。我还注意到,有的文章在提到“托派”的思想倾向时还将其视为“极左”思维。那么,“中国托派”究竟是什么组织或派别?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有怎样联系呢?能否请有关专家给解答一下?

“托派”曾经是国际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托派在中国合法吗“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 “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与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加入”,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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